用IPD的观点来看，一个聪明的专注在业务领域的应用开发商应该选择去和更强的平台厂商合作，而非动用自己的技术力量试图去搞出一个技术平台来。这是因为：一个真正达到满意水准可用的技术平台的研发投入非常大，一般的开发商很难进行这样的投入，当然也没必要进行这样的投入；其次，技术平台研制存在很大风险，它对各种技术专业人才、组织模式等的要求都与一般的应用开发商不一样。越是底层的技术平台，其研发风险越大。根据国际国内经验，一般技术平台研制需要经过4-5年艰辛历练后，到4.0版本以后才可以成熟和好用，象IBM Websphere、（普元）Primeton EOS、BEA Weblogic等都是如此。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技术平台可以成为应用软件商的竞争要素之一，但永远不会是是它的最核心的竞争力。
当软件开发商“集成”了第三方的技术平台开始编写应用软件时，企业级软件市场的“新生态链”就将被逐渐催熟。以往的定制化软件是在企业应用服务器上直接写的，但是基于java的复杂性，以及客户的催生，基于技术平台来快速搭建应用产品将成为开发商的新方式。在行业分析人士看来，业务基础架构平台一方面通过分层法简化了应用系统的实现方法，同时照顾了用户的个性应用；另一方面，业务基础架构平台产品也让企业应用软件的交付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软件产品生产链条上的分工与协作。
“作为技术平台厂商，他们不可能推出涵盖行业的解决方案，因此在更大多数的行业，ISV将会进行行业垂直开发。”一个开发商CEO说，“我们在他们的技术平台进行开发，然后再把产品卖给客户。我们赚我们的钱，平台厂商赚他们的钱，各取所需，各赚各钱，这应该是新的模式”
福特在工业时代改写了汽车行业的游戏规则，到了今天，随着商业经济技术环境的变迁，有人将福特模式做了演绎，进而成为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在后福特主义看来，今天的生产已不再是满足大规模需要，而变成了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极度发达，今天的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灵活性（弹性）的生产模式。而在软件商领域，由于新的平台力量的集成介入，产业的游戏规则也发生了类“后福特模式”一样的变化。这表现为：
软件产品的大规模定制
模块化是大规模定制的一个关键。而技术平台的力量之一就是将软件组装的常用要素进行构件化。比如，在普元的平台中，抽象了400多个常用的细粒度的基础构件，通过这样的构件复用，基本上可满足快速高质量的软件开发，从而实现软件的大规模定制化生产。
通过将大规模生产的模块化构件组合并装配成可定制的产品或服务，大规模生产和定制生产这两种生产模式的优势被有机地结合在大规模定制这一生产方式中，在保证开发商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又满足了用户个性化软件的需求。
软件商的水平型组织形式
与传统的全能型软件商开发商不同，新技术平台的集成使得软件的生产有了细化的分工，从专业化的角度对原先属于开发商内部的技术职能部门外包了出去，使得它可以只专注在对客户业务的理解和建模，以及产品开发项目管理上。这样，整个软件的生产过程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与其他平台软件厂商协调来完成的。开发商的垂直管理被水平管理所替代。
软件人力结构的哑铃化
以往的软件人力结构更像一个橄榄型，中间大两头小。在公司中，真正了解客户业务、懂得架构的离市场较近的技术人员和对技术掌握并不要求那么精尖的技术人员比较少，反倒是不懂业务的技术高手在一般开发商人力结构中占到主流。
为聚焦核心竞争力，以真正成为客户业务信息化专家，新开发商在集成平台产品后，其最佳人力结构应变为哑铃型。两种人群应成为公司主流，一类是了解客户、懂业务，同时具有抽象建模等架构能力的人群，另一类是懂得基础技术，在平台环境上可实现快速软件拼装的软件蓝领。连接这两类大人群的中间层将应是那些对集成进来的平台产品有较多研究，以在满足市场与产品组装间的对接者。
软件商间的竞合型市场结构
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下，分工和专业协作的程度越来越高，一个企业无论有多雄厚的实力都离不开与其他企业的有效合作。在普元CEO沈惠中看来，随着技术平台的成熟，围绕技术平台厂商的ISV、SI等将在成熟的平台技术基础上在细分市场上获得成功。这样，就形成了新的软件商间的竞合市场结构。
将来，当随着一个个独立软件商在竞争力模式上发生转变，作为软件集群力量出现的一些城市的软件园区、新技术开发区等的竞争力也应该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软件公司聚焦在细分市场领域的规模化，技术不再是这些公司的口头禅，懂得细分市场客户的业务，变身业务信息化专家才是正途。由此，无论是企业用户、软件厂商，还是ISV、SI们都对这波“平台浪潮”寄予了厚望。正如当年“福特模式”带给现代工业的革新力量一样，软件商们也期待平台的崛起，带给自他们商业上的新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