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光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 |
 序 展开全文 |
| 本书作者在对中国众多软件企业的调查中，发现它们在成长中普遍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一研究成果首先发表在2008年5月的《IDC中国软件开发商竞争力调研》报告中。针对服务型软件开发商和产品型软件开发商的不同特点，报告分别给出了“四阶段模型”。调查发现，近70%的中国软件开发商分布在1.5～2.5的较低阶段。相比之下，它们的竞争者——外国跨国公司则处在较高的阶段。作者认为，中国软件企业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组件＋平台”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
通过分析传统行业的发展史，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些行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走向“组件+平台”的趋势。作者认为，经过了200多年的发展，如今制造业已经通过平台化、组件化、标准化的运作方式，不断提升行业和企业的“质量、成本和交付”。作者还认为，软件产业的发展也在遵循这一趋势。“如今，这种‘组件+平台’的新商业模式同样已经开始渗透到了软件和互联网行业，并且为采用该模式的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竞争优势。”
这里所采取的方法和现在流行的TRIZ理论相符。该理论由前苏联发明家G.S.Altshuller在1946年创立，也被称为“发明问题的解决理论”。它认为，任何领域的产品改进、技术的变革、创新和生物系统一样，都存在产生、生长、成熟、衰老、灭亡的过程，是有规律可循的。按照这个理论，我们可以从一个成熟领域的发展过程中找出某些规律，然后用来预测另一个新兴领域的发展趋势。所以，本书通过对制造业等传统领域的发展规律的分析，来预示新兴的软件领域的发展趋势是有科学根据的。
实际上，软件产业“平台化”已经经过了数十年的演变，而且，这个趋势还在继续。回顾早期的计算机产业结构是垂直型的，比如，IBM主机有自己的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Digital的小型机也有自己的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它们的硬件和软件都是自成体系、无法兼容的。进入微机时期，尤其是进入网络时期以后，随着标准化和开放性的不断提高，软件产业结构逐渐从垂直结构型转向垂直分工型（也就是水平结构型）。这样，软件就独立于硬件，并逐渐形成了一些相对独立的水平型的层次；随着时间的推移，软件层次还在继续增多、细化。例如，原来操作系统是最底层的软件平台，但后来在操作系统之下又出现了“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和“虚拟化”的层次；同样，中间件也在继续细分，目前，在“应用服务器”这类基础中间件之上又发展出了通用的开发平台，即书中所说的“技术平台”，而在这种“技术平台”之上又发展出了面向特定业务领域的“产品平台”。当然，软件的其他层次也在向更细分的方向发展。
与“平台化”的发展类似，软件的“组件化”也经历了多年的演变。“组件”或称“构件”，是为提高软件开发效率、解决软件重用问题而提出来的，这些年来，“组件”的理念、应用和标准等都在发展。近来，随着面向服务的架构SOA的兴起，国际上正在制定SOA的组件标准（即SCA和SDO），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普元公司也参与了标准制定并推出了符合这一标准的组件化开发平台。书中通过一些典型案例说明，企业如采用这样的“技术平台”，可以充分发挥“组件＋平台”的优势，迅速提高核心竞争力。
本书以不少的篇幅对中国一些优秀软件企业（华为、东软等等）进行了分析，内容涉及公司管理、发展战略、人力资源、技术策略等等方面，它们的经验对软件企业管理者和一切软件工作者都有参考价值；同时，它们也以各自的实践印证了“四阶段模型”。
本书告诉读者：SOA新潮流对于中国软件企业采用“组件＋平台”的新商业模式十分有利，中国社会智力性价比的优势（本书的数据表明，华为的智力性价比是它欧洲同行的12倍）将使中国软件企业在“组件＋平台”方面的成本优势明显，从而获得更强的竞争力。
最后，我们愿意引用本书结尾的一段话（世界领导与变革领域的权威专家约翰·科特所说）：“在21世纪的历史上，只有两个国家有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那就是美国和中国。他们谁将成为最后的赢家？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个国家各自在处理变革过程中的表现。”我们认为，至少这段话对软件行业是非常适合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软件人才和巨大的内需市场，在软件这个技术更新特别迅速的领域，中国完全可以发挥后发优势，成为世界的软件强国。 |
郭 昕
IDC中国总裁 |
代序 展开全文 |
世界是什么的？
凡古今中外，概文人骚客，不乏论点。不过近年来，有一个行当叫软件与服务的，声音越来越大，且越来越有共鸣。
如今，网络成了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最重要的资源，也成为企业整合资源最重要的平台。
初读《平台征战》，便感到了它的分量。作者唯变：全书以实践为基础，顺应软件服务产业发展趋势，引领变革，整合资源，推出新一代企业发展战略；作者唯实：通篇实例实证，实而不华，读之可辨，行之可鉴。 |
“技术决定论”在国内很有市场，在企业管理界中可谓根深蒂固，在技术密集的软件业则更甚。也许是百余年来我们一直落后于西方，技术方面的差距较为明显，许多人便以为我们技不如人。常常听人说，我们当年是被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技术）打败的。殊不知，当年的技不如人只是表象，骨子里是我们政不如人，略不如人。
政者，管理系统也；略者，行动指南也；两者皆在技之上。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整合资源的能力，即企业创建业务平台的能力。政之不通，技将焉附？
技术无用吗？非也！核心技术充其量只是构建核心竞争力的充分条件，但绝不是充要条件。世界上绝大多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都不是核心技术。
工作之故，我常和国内外软件开发商高层管理者讨论国内软件企业如何做大做强的话题，互相汲取。我也真真切切地看到国内软件开发商高管层经营理念在不断变化、不断演进：由关注产品细节过渡到关注市场运作。不管是产品型软件还是服务型软件公司都发现，核心技术仅仅完成了企业底层平台的构建，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在底层技术平台之上的、面向市场的、可以整合企业之外的资源的高层平台。
工业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研究发现，企业（一群人的集合）和个人一样，其沟通网络不是平均的、发散的，而是趋向于通过几个关键节点集中处理绝大多数信息或业务。这个节点就是我们所说的平台，是未来商家必争之地。
回到前面的问题，世界到底是什么的，我的答案是：世界是平台的。
本书精妙之处，毋庸笔者赘述，请君“上台”。 |
冀勇庆 |
最难的事情就是超越自我 展开全文 |
前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电子信息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其中提到了要“提高软件产业自主发展能力”，而且要集中力量实施“软件及信息服务培育”等六大工程。
对于已经发展了二十余年的中国软件业，抑或是数以十万计的中国软件企业来说，这既是个好消息，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过去这些年来，被寄予厚望的中国软件业并没有能够诞生“中国的微软”，或者是“中国的SAP”，而是踉踉跄跄、一路小跑地跟在美国等先进软件国家的后面。 |
为什么同样是信息产业，IT制造业中能够出现联想、华为这样的世界级企业，而软件业中却看不到这样的企业出现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我很长的时间，百思不得其解。直到2008年，当我参加了IDC对中国软件企业的调查，当我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企业的时候，我才终于明白：原来中国的软件业缺的不仅仅只有技术，还有开放的心态。
我们知道，人往往有一种自我肯定效应：当你觉得成功了之后，你往往会认为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正确的，从而沿着过去的道路一直走下去，直到误入歧途。在调查中发现，很多中国的软件企业如果过去是依靠客户关系或者一项非独有技术成功的，那么它在未来的发展中仍然习惯性地按照过去的经验行事；而实际上，过去的经验只适用于过去的商业环境，要想继续成功，就必须突破自己设定的条条框框。
从心态上来讲，软件业必须更多借鉴其他行业的创新经验。今天，当看到中国台湾的IT厂商华硕电脑在EeePC市场上大获成功的时候，不禁想起了2004年采访华硕董事长施崇棠的情景：当常规采访即将结束，我问他最近在读哪本书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向我推荐了《创新者的窘境》。这本薄薄的书的作者是哈佛商学院的克里斯滕森博士，他研究了磁盘驱动器行业几十年来的发展历史，发现每次都是当时主流的磁盘驱动器厂商却被新进入的厂商淘汰，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后来者采用了突破性的技术和创新。后来我通过采访才发现，华硕在推出EeePC的整个过程同样也采用了突破性的创新。
读者也许会发现，在这本书的开头部分我花了很多的篇幅去谈软件之外的事情，从亚当·斯密、福特模式一直谈到了组件化和模块化；世事相通，业外的事情往往会给业内人士带来更大的启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本写给软件行业从业者的书。
当然，对于软件业的朋友们来说，收获也许会更大一些：全球软件业正在发生改变，正在走向“平台+组件”。对于中国的软件企业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就看你怎么去把握了。
在这里我要感谢普元信息的杨嘉伟先生、IDC中国的郭昕先生，没有你们的支持和鼓励，我的想法就只能是想法而无法变成文字。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因为你们给了我很多精神上的鼓励。 |
